翟东升：为什么我认为，中国拆掉互联网之墙的时机到了
在最近的节目里，翟老师提到了我们已经进入了逆全球化时代，全球经贸必然会经历一波收缩。
但是翟老师认为，有一个领域将会逆势增长，那就是互联网经济。这波疫情会催生更多线上产业的兴盛，教育、内容创作、线上办公等领域将会全面开花。
那么中国如果想要把握住这波新机遇，我们已经有了非常扎实的互联网产业基础，但还有一个东西制约：互联网防火墙。
翟老师认为，20年前我们建墙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今天，随着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成熟和中国年轻一代对祖国的认同感越来越高，我们是时候考虑适当放宽互联网之墙的管理限制了……
翟东升：
许多朋友跟我辩论关于全球化的进退问题。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我对最近全球化演进的一些观察。
首先我想给大家展示的PPT是美国著名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它所提供的全球化指标。它用的全球化指标比较简单，就是国际贸易占全球GDP的比例。
我们可以看到，长周期的全球化指数，它的进展是有进有退的，其中比较明显的进展是1870年到1914年处于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期，震荡上升。
从1914年到1945年，也就是一个逆全球化时期，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包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是大萧条，然后是共产主义运动，19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段时期全球贸易占GDP的比例，也就是全球化的程度它是下降的。
二战结束之后成立了联合国，整个世界开始进入相对有序的状态，但是它是成立了两个阵营，两个分裂的、对抗的、平行的阵营，在政治上对抗，在经济上相互竞争。
一个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市场体系；另外一个是以苏联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经互会体系。
中国最初是加入了苏联那个体系，但是后来中苏闹矛盾之后，中苏决裂之后，中国开始跟美国接触。1980年开始，中国明确地加入了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
我们看到全球化的指数持续上升，到了2008年这个指标就见顶了，然后开始回落。
今年2020年上半年显然是大幅回落，这个指标还没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GDP有明显的萎缩，但萎缩的幅度不是特别巨大，真正萎缩得特别厉害的是贸易量。
那么也有朋友说了，光用贸易讨论全球化是不是稍微有点单薄了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加入其它的跨境要素流动的指标来展示全球化的进展呢？
如果我们看FDI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例，那个指标在2001年就已经见顶了；如果是看跨境金融，2008年之后萎缩得就更厉害了。
所以用各种经济指标，我们其实都是总体上可以印证全球化指标的在过去的12年里边处于总体下行趋势，这个是有道理的。
但是下行阶段中间也有逆势上涨的元素，就如同寒冬之中也有腊梅花开。这个开花的是什么？我认为是互联网经济，线上经济的全球化正在突飞猛进。
线上经济不仅仅是说跨境电商，而是未来的企业形态，本身正在向线上全球化在演进。
比如以前我们说到跨国公司的时候，沃尔玛也好，著名的跨国金融巨头也好，我们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资本量非常巨大的公司，能够在全球各地来进行配置资产配置它的产品。
但是现在许多小型、中小型甚至微型企业它都可以进行全球化，很轻松的就全球化。
比如说互联网内容创作，最近疫情期间，有一些年轻朋友，有的身处欧洲，有的身处非洲，有的身处美国，有的当然在中国大陆，他们都处在不同的时区，其中很多人有的原先是老朋友、老同事，有的甚至互相不认识。
但出于共同的兴趣、共同的认同、共同的相互互补的能力他们走到一起，在网上成立小组，甚至都不是正式公司就开干了，直接开干。
有的负责拍摄，有的负责素材，他们就开始直接推出互联网的产品，推出他们的信息服务，做得有声有色，进展不错。它可以非常容易地在互联网上成型。
还比如说像我们搞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著名的国际论坛。
这个论坛它以前是找了世界各国的一些央行行长、著名的金融家经常来开会，现在疫情了，没法搞会了，他就在线上用zoom，也是第一次尝试。
当然那一次我看效果不是特别好，因为信号的确有点有点堵，但这些东西都是在早期，我感觉到以后，整个全世界的会展，全世界的教育，可能它的业态都会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你比如说像我们大学老师，以前你如果要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那这个手续可麻烦了，预算可大了，现在可能就不用了，说开就开了，效率大大增加。
比如说我讲课牵扯到IMF的议题，那我可能可以分分钟就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部门的以前的领导直接进我的课堂。
他可能身在华盛顿，只要时间上允许时区上调好，他直接可以加入到我的课堂，来谈个几十分钟，完全不是问题。
如果我们想要高举全球化的旗帜，可能这才是旗帜的新风口，旗才能飘扬得起来。
如何才能抓住寒冬中的腊梅花开，抓住这个机遇、闻到花香、欣赏那个美呢？就是放下两堵墙，拆掉两堵墙。
第一堵是资本管制之墙；另外一堵高墙就是互联网之墙。
上个月我的同事金灿荣教授在他的节目中呼吁我们应该主动放下互联网之墙，放松这块的管制，我认为他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首先说为什么当年要树这个墙？当年树这个墙是在大约20年前，那时候在意识形态上，全世界都在信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全世界都在崇拜美国的所谓自由民主。
那个时候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没有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
那个时候敌强我弱，如果你放纵他们直接长驱直入，放纵他们直接把信息往里冲，那么它会产生两个效果：
第一个效果，政治上人家的话语权更强了，那么就会带来影响我们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的代价和风险；另外一个就是幼稚产业就被摧毁。
为什么呢？因为互联网经济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赢家通吃，我们知道许多行业都有赢家通吃，越是固定资产投入占比大的行业就越有赢家通吃的特征。
看看全世界的互联网巨头，美国有Facebook、Amazon、Apple、Netflix、Google、FAANG。中国呢？以前是BAT：百度、阿里、腾讯。
现在有人说B换了新的了，叫ByteDance字节跳动公司，也就是抖音和今日头条。不管是怎么样，反正我们也有好几个巨头。
咱们的巨头跟他们的巨头相比个头上略微小一点，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创新，比如说Facebook现在开始琢磨说应该早点决断学习腾讯，学习微信。
全世界还有没有别的？几乎就没有了，欧洲在互联网经济全军覆没，印度也没有真正创造出自己的巨头来，日本也没有，韩国也没有。
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在互联网行业里边有一个其它产业难以匹敌的特征，就是你给增量客户提供服务的时候边际成本趋于零，甚至边际成本是负的。
这是互联网服务的一个特点，由此就导致了互联网市场里边在每一个细分领域中间往往是赢家通吃。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在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早期，一方面中国政府积极地拥抱互联网经济，另外一方面适当地竖起了高墙。
它在高墙内部我们诞生了我们的互联网市场，互联网巨头。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把这堵墙放下来，一步步降低，那么它带来的收益可能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在逆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之中，它有利于咱们中华民族抓住互联网经济的全球化的新风口。
那么有朋友跟我说了，说把互联网之墙放下来，如果搞得谣言满天飞怎么办？那些国外的互联网的巨头，他们不服从我们的相关的管理政策怎么办？
我觉得以前是用一刀切的管制，那以后我们也可以改用法制。法制办法就最简单的，我立法那法律是我的。
你说如果谣言查不过来告不过来那么多怎么办？没关系，你把大头给它掐了，你把最恶劣的给掐了，略微有点谣言相当于是让我们这个社会在信息生态方面脱敏，你完全弄得特别干净它容易过敏。
而且更重要的是，咱们这些年各方面的工作，虽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整体中国的建设，中国治理的水平的改进，中国的经济成就、科技进步方方面面，老百姓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要相信他们的是非判断力，中国老百姓总体上来讲还是很务实的。
也有人说了，现在互联网高墙某种程度上不是保护我们，是保护了外国。
为什么？你看看如果一旦放下来，中国的爱国青年们要出去骂人就不用翻墙了，直接跑人家那儿去灌水、去骂人，整天跟人家骂仗。那不是给我们的外交工作添乱吗？给我们的大外宣添乱吗？
我们要相信人民群众，当然也要教育人民群众，骂人的时候要有真凭实据，不要污言秽语，要跟人家讲道理，这种教育是要的。
但是这个大外宣怎么才能搞好？我觉得首先是要率真，率真才可信，才让人放心，不要怕闹矛盾，要展现真我。
当我们普通的人民群众都跑到全世界各地的论坛上跟人家去比较坦率的交流的时候，那我想这个道理是越辩越明的。
谁的制度好，谁的制度有问题，好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天下没有完美的事情，那把我们真实的进展，把我们真实的想法展现给世界，我想更能够赢得世界的人心，因为人心其实是相通的。
当然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一些技术性的进步，比如说管制谣言，我用什么样的技术能够迅速地在网上搜索到扫描到谣言然后去告他？这些技术我们需要开发。
还比如说中国人绝大部分不会说英语，不会说法语，不会说阿拉伯语，我们怎么样用中文就直接很方便地在互联网上跟世界各国的人进行通话，进行文字交流？
那就需要比目前的最高水平还要更上一层楼的翻译软件人工智能，把我们中文迅速地跟世界各地的方言直接进行对弈。
这样的话，我想在一个全球化总体下行的时代，我们能够拥抱新的一轮全球化。（完）